王进东是原“法轮功”痴迷者，2001年1月23日除夕，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是第一个引火自焚的人。2001年8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自焚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对王进东实施了积极的人道主义救治，并进行了耐心细致地教育、帮助、挽救。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王进东认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真面目，最终从邪教“法轮功”的泥潭中走了出来。
王进东写下此文，讲述了自己从痴迷“法轮功”、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最终醒悟转化的曲折经历。通过王进东的自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真实情况，再一次看清“法轮功”邪教残害生命、泯灭人性，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教本质。
我叫王进东，51岁，家住河南省开封市，是原“法轮功”痴迷者。现在河南省郑州监狱服刑。回顾我痴迷“法轮功”后几年不堪回首的往事，回顾“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我热忱耐心的挽救、帮助、关怀，回顾我在“1·23”自焚事件前前后后思想变化的轨迹，一桩桩一件件往事，记录了我走入愚昧，走过死亡，走向新生的历程。
我是如何练上“法轮功”的
1996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友薛红军给我送来一本书，名叫《转法轮》，他告诉我如果能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修炼，就“开功、开悟”“得正果”。我一口气看完了，后来我爱人、女儿也都看了。
我们本意是在家练功，没有到外边练功的想法，但看到“师父”李洪志在“经文”中指示，要让所有弟子都到户外练功，以达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弘法”效果，于是我们一家就到开封市御街樊楼前的练功点练功，从此接触的功友也多了，经常互相切磋，对照“师父”的《转法轮》及“讲法”，以及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经文”共同探讨提高“认识”。日复一日，我的内心生起了为捍卫“大法”不惜抛弃自己生命的念头。
2000年8月，我们看到李洪志在“明慧网”上发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著》说：“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看完后为“师父”、为“大法”献身的思想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当时在开封被大家公认对“法轮功”悟性最好的刘云芳多次谈到，“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修炼如同烈火中种下的莲花，考验已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候，并说他在练功中出现的状态中已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过了。此刻，我深深地感到，是时候了，是该站出来了，是该放下生死以一种最高形式来“护法”了。
“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把自己决心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护法”的想法跟刘云芳讲了。后来听说郝惠君也找刘云芳说有同感。10月底刘云芳让我买了两张卧铺票到北京，由郝惠君的女儿陈果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接我们。我和刘云芳到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看过地形后，又找到油漆商店卖稀释材料的地方准备买自焚时用的燃料。
2001年元月6日前后，刘云芳给我一张手抄的“师父”的“经文”，大意是：一个佛可以为捍卫他所在的宇宙及这个宇宙里的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及生命。我内心就产生一种为弘扬、捍卫“大法”而不惜牺牲我这个肉体之躯的想法，更加坚定到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决心。
元月8日后，郝惠君也不断找刘云芳谈同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并说女儿陈果也要参加。10日，刘云芳把郝慧君给他为办这件事用的钱让我买4张卧铺票，并说刘葆荣也参加。第二天我找到刘春玲，让她帮我买4张到北京的火车卧铺票。刘春玲满口答应，并说起最近有的功友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她也有去的想法。
元月16日，我到了火车站后，不一会儿薛红军也把郝慧君送来了，在车厢门口我看到刘春玲、刘思影母女也在车上。到北京后，我们乘公交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门口。陈果把我们带到一个功友家，随后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又把我们带到门头沟预先选好的一个大院里。当天晚上通过小李，我们认识了北京的功友刘秀芹。
第二天早上我和刘云芳给刘秀芹通电话，想再见见面，刘秀芹马上就答应了。接着我和刘云芳乘地铁到琉璃厂，买了40米自焚时用来装汽油的塑料袋(装裱好字画后用的防潮袋)。晚上7点，在刘秀芹家，我和刘云芳说了来北京的真正目的，她听后既吃惊，又对我们佩服不已，决心为我们行动提供最大帮助，并当场决定提供自家的住房让我们灌装汽油。
元月22日早上，我和刘云芳到门口的杂货店买了4个10升的塑料桶，到加油站装满了4桶汽油。10点左右，我和刘云芳在刘秀芹家阳台上装汽油，因怕渗出用了3层袋套住。
元月23日大年三十，我们7人起得很早，吃了早餐直奔刘秀芹家。进门后刘秀芹说汽油都渗出了，气味很大，无奈我再去琉璃厂买袋子，回来已是下午1点左右。
其他几个人等不及，就决定改用饮料瓶。刘秀芹在楼下买了一箱饮料倒空后装好汽油。我和刘云芳把瓶子用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在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随后，我们又带上郝慧君事先买好的单面刀片及打火机，每人都把身上的钱拿出来，约好2点半左右各自行动。郝慧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下楼后坐出租车先走了，我和刘云芳、刘葆荣乘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车子开到人民大会堂南侧停下，我们慢慢地向广场走去。
下午2点半左右，我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瓶子划破了，丢下刀片后拿出打火机。这时附近的警察快步向我走来，在和他们距离10步时，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已没时间大盘就单盘坐下，空气在大火的带动下发出呼呼响声，我透不过气来，心里却很清楚目的就要实现了。这时不知警察用什么东西往我身上扑，我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又有人用灭火器喷，火熄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大声喊到：“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尊之法，师父是宇宙主佛。”
警车飞速驶向积水潭医院，到医院后我躺在急诊室的活动床上，过了一会儿，陈果被推进来了。又过了一会刘思影、郝慧君也被推进来了，都无声地躺在同一间房子里。
新生之路
入院后第3天医生把我送进手术室为我烧伤的双手植皮。医院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外科医生。他每次到病房看我总是微笑，对我的烧伤认真查看，小心处理，使我感动得几次落下泪来。当我每次说感谢的话时他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医生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病人。有的病人半夜饿了要东西吃，值班护士用自己的钱到夜市去买吃的。病房内本来有暖气，医生怕我冷建议又买了一台电暖气，还专门为我买来果汁，他们这种医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2001年2月中下旬，我的伤处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恢复得很快，有关方面决定把我送到积水潭医院做面部植皮手术，10多天后纱布被去掉，医院领导和医生们为手术的成功效果而高兴。为了怕我寂寞医生、护士们专门为我配了电视机，一位老护士还把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西瓜给我吃。让我感动得直流泪。
2001年7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制造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中5名“法轮功”涉案人员进行了公开审理，8月17日公开宣判，依法判处我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当时我提出了上诉。2001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11月7日，我和刘云芳、薛红军被送到河南省郑州监狱。第二天下午监狱领导和我们3人谈话，问我们认罪没有，我们回答没认罪，领导们耐心地说，思想一下子转不过来不要紧，慢慢来，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他们和蔼的态度使我抵触改造的情绪顿时消减很多。我提出被子有些薄，谈话结束时就有人把3床被褥送到了我们面前。
11月11日，我所在的九监区李监区长和我谈心，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但我还在固守思想防线，用在“大法”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他争辩。李监区长说，你跳出“大法”的圈子，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分析因练习“法轮功”造成的1700多起杀人、自杀、自残的惨剧，难道你无动于衷吗？这些话深深地震撼着我，虽然我还在争辩，可是心灵深处已感到力不从心了。
11月26日，我在思想汇报中写道：通过监狱干警的帮教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体会到都是真心为我好，我心里很明白，但是我现在是“大法”中的真修弟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人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咱们之间很难沟通，实属无奈，对不起。
12月我在汇报中写道：本人到监狱已经1个多月了，我为啥到郑州监狱，为啥判了我15年徒刑？通过监狱各级领导的多次帮教和看了有关法律知识后，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同样热爱党、热爱我的祖国，每次看到体育健儿为国争光升国旗的时候，我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我的所做所为带来的严重后果，我承认了犯罪事实，服从法院判决，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愿意进一步深挖犯罪根源，并表示遵守监管法规。
尤其是12月25日，监狱组织我们观看傅怡彬残杀亲人的电视节目，使我很受震惊，憎恨和悲痛之心情难以平静。我写道，自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决不能盲从犯下更大的错误。我在极痛苦的徘徊之中。“师父”啊，如果修炼你的“大法”是这样“圆满”的结局，弟子王进东情愿放弃这样的“圆满”。
12月26日下午，干警通知我和家人见面。我见到分别一年的妻子、女儿时，与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夺眶而出。我们坐在一起互相谈论着一年来的经历和感受，政府对我们多么的关心，多么的爱护，我们一家要不是政府的关怀肯定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7日，我毅然决然写下了《要与“法轮功”组织彻底决裂书》。
自从来到郑州监狱后，监狱干警每时每刻都在关心我，为我付出大量心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我的每一个点进步都给予鼓励，并做细致的分析，对症下药，帮助我提高认识，深入反思，从不认罪到认罪。他们废寝忘食，任劳任怨，不辞劳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奉献着，让我深受感动。此时我内心想说一句：妈妈，我回来了，永不再分离。
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痴迷于邪教组织的顽固分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党的教育、感化、挽救政策处处使我们感到母亲般的关爱，“法轮功”痴迷者，请你们看了我的“修炼之路”，引以为戒，赶快觉醒吧！
王进东
